改革开放下的蛋
不吹不黑
文丨方浩
前些天朝鲜传出改革开放的消息，网上有人开玩笑说：想想1998年的中国，现在可以去朝鲜做三家互联网公司，分别是社交、电商和搜索，另外再屯一些房子。
中国当今的互联网巨头（比如BAT）集中诞生于1998年前后，而这一年中央正式出台文件：结束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供给商品化。此后二十年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两个领域，正是互联网和房地产。
今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衡量这40年的一个关键维度，无疑就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过程。1978年中国人均GDP是356元，单位是人民币；1998年达到了6960元人民币；去年突破8000美金。40年，以今天的汇率来看，人均GDP增长了近140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还是《农民日报》社年轻记者、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去给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送一份文件。杜问翁对农村改革怎么看。翁说“农村改革要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 一个星期后，农民日报社接到了一份调令，调翁永曦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
看得见的好处，用今天的话说其实就是“吃饱肚子有钱赚。”当年一位来自安徽的草根创业者曾一度震惊朝野，这就是年广久和他创立的傻子瓜子。
在八十年代初期，年广久通过雇佣十几位工人炒瓜子、卖瓜子，赚了100万。有人拿出本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7个人以内属于个体户，超过8个人就算资本家了，所以年广久应该抓起来。”史称“七上八下”。
傻子瓜子是八十年代的“三只松鼠”
在那部横跨十年（1982-1992）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里，老人家两次提到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服，要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就会有人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傻子瓜子诞生于“万元户”是财富新贵的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100万人民币，不亚于如今很多IPO新贵的财富值。为什么不能动他？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核心激励机制就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和帮助落后人群、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
在先富这个问题上，朝野最终达成了共识。
始于1984
英雄不问出身，是那个时代创业、创富大潮的主旋律。1984年，三位日后在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同下海：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机所的帮助下，创立联想的前身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张瑞敏出任海尔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厂长；身为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员工的王石，组建万科前身“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在一个没有天使投资、没有VC助力、没有政府专项扶持资金的年代里，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代创业者正式走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要突破自己的局限性，还要绕开时代的局限性，并在这个过程中勾画方圆、建立规矩；他们借助的是传统体制里的“松土”，收获的是市场经济的“混凝土”。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先有代表共同股东的职业经理人群体，而后才有创业者群体的。但没有改革开放这个最大的时代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
联想成立第一年，柳传志摆地摊，卖电子表和旱冰鞋，没想到创业跟做贼似的。此时改革开放已经6年了，不缺宏大叙事，缺的是掷地有声的政策。这年秋天，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gong中yang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从顶层设计上承认了“摆地摊也是商品经济”。
创业初期的柳传志，是“白猫黑猫论”的执行者
这个文件出来两天之后，老人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1987年春晚，费翔凭借《冬天里的一把火》红遍大江南北以及大兴安岭；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迎来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下行周期，通货膨胀，物价高企……
但这两年的一个意外收获是，日后创投圈一大批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进入了自己人生的“IPO辅导期”：李彦宏和雷军在1987年进入大学，马化腾和周鸿祎这对“好基友”在1988年同时入学，马云在这一年拿起了教鞭，丁磊则在1989年进入大学……
八十年代后期的大学生
与此同时，任正非在1987年集资2万1千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没错，那个年代的集资就是当代的股权众筹；万科则在1988年推出中国大陆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2800万元啊！多年以后，这两家中国标杆性企业所有的成功和争议，几乎都源自这两笔融资。
想想也是有意思，当年少的雷军还在中国一个内陆城市读着一本名为《硅谷之火》的书时，该书的主人公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伟大创业（皮克斯）；而当文艺青年徐小平还在北美的某所大学一边读书一年打工的时候，一个叫迈克·马库拉的天使投资人通过对苹果投资的9万美金已经获得了超过2000倍、价值超2亿美金的回报！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流行词是“投机倒把”、“皮包公司”，几乎后来所有的茁壮成长，都来源于最初的野蛮生长。冯仑是过来人，话糙理不糙。
雷军大学毕业时，乔布斯已开始了二次创业
但正如硅谷风投教父、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坦所说：“1959年刚到到硅谷的时候，没有什么是革命性的，全是进化。”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创业市场也没有革命，全是进化。曲折中进化。
疯狂的九十年代
在九十年代最初的两年里，中国经济处于艰难地内部挖潜的特殊阶段。那时深圳还没有完全起飞，老人还没去上海过春节，拉动内需的重任，意外地落到了海南身上。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应声落地。
1989年，海南的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从1990到1993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123%、225%、62%，最高年投资额达93亿元。
有人建房没人买房是那几年海南最大的特色。潘石屹后来回忆说：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我一直在那里坚持,一直坚持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万通”的前身“农高投”——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不亚于1978年的一年。
这一年，当珞珈山青年雷军即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时候，那位老人在年初坐专列来到了武汉。继续南下之前，他撂下几句狠话：“不坚持shehui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十五年之后，雷军向武汉的母校捐款99999999元，差一元1个亿。之所以少一块钱，因为他的师兄陈东升曾向武大捐款1.2亿。不过亿，是雷军向师兄致敬；少一块，是提醒小马哥哪怕为了1元，也要打官司。
雷军于1992年北上加入金山，此时的师兄陈东升正在国务院做研究。
当年，国家体改委出台了两个条例：《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东升看到这两个条例异常兴奋，认为它们“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透露，当年全中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十亿人民九亿商，正是来源于此。
1993年，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正式更名为万通有限责任公司，这次变更的最核心一点是：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主体。今天中国所有的巨头公司、创业公司，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注册公司的。万通六君子的实践意义，在于开辟了“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的先河。
海南炒房团1.0版本
但两个条例的诞生，只是解决了养鸡场的“围栏”问题，并没有解决“谁下蛋、谁孵鸡”的问题。那是一个不缺创业者、但缺启动资金的问题。说白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了，但这部分人靠什么去先富，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即使像IDG资本这种最早进入中国的VC，最初的两只资金也不得不与国有企业合资运营（上海科委和广东银行），就连创业者都认为它们是皮包公司、骗子公司。真正从VC行业赚的第一桶金，IDG足足等了8年（2001年MIH入股腾讯，IDG套现走人，成就了中国VC史上最大的“错过”）。
孙宏斌1994年创业时，50万人民币的启动资金是来自把他亲自送进监狱的柳传志。这一年，王健林的大连万达足球足俱乐部一举夺得中国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的冠军（甲A）；而此时的贾跃亭，正在山西垣曲县地方税务局担任网络技术管理员，业余时间研究生态化反。二十多年后，孙宏斌先后与王健林、贾跃亭成为百亿生意伙伴。谁是谁的仇人？谁是谁的贵人？
1995年，正在杭州街头做地推的孙彤宇认识了能言善辩的马老师，从此一路追随马老师：从杭州到北京再到杭州。从2003那年到2008年，孙彤宇一手打造了中国最大的C2C平台——淘宝，然后迅速退隐江湖。后来有媒体这样形容离开阿里后的孙彤宇：一直在折腾，但不温不火。
创业初期的阿里巴巴，哪个是孙彤宇？
在孙彤宇和马云认识的1995年，一个在杭州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毕业后选择南下的年轻人，刚刚开始创业：他这一年在东莞创立了一家公司，后来的小霸王、步步高、OPPO、VIVO等品牌持续20多年风行中国。
1995年，孙彤宇和段永平没有任何交集，但二十年后的2015年，他俩共同投资了一家叫拼多多的社交电商，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另一个淘宝。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
《中国合伙人》的两位原型——徐小平、王强于1996年回国加盟新东方。这一年，另外一位在美国拿了22万美元风险投资的留学生也选择回国创业，他就是张朝阳。1999年，李彦宏和陈一舟先后回国，分别创立百度和ChinaRen；同年，海归沈南鹏与梁建章等人创立携程。
1999年，马化腾、马云、丁磊先后登上历史舞台。
小马哥一直保有一颗童心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最初的人才、资本乃至产品、模式、故事，几乎都打上了美国烙印，但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张辽阔而丰盈的社会图景：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以及最大的梦想舞台。
这个梦想舞台是靠什么搭建起来的呢？是契约精神。从新东方三驾马车到腾讯五虎再到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源组织方式在遥远的东方诞生了，它为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泱泱大国提供了来自民间的正能量，解决就业、上缴税收、树立榜样、凝聚共识……
吃鸡，下蛋
1998年之前的20年，对于后面20年中国互联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先富”的培养阶段。无论是充满理想的八十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九十年代，使命只有一个：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搞定“第一桶金”。这桶金不是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它既意味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又意味着人才的原始积累。
腾讯早期的投资人（刘晓松、李泽楷）的钱，用今天的眼光看叫old money，但放在当时，绝对是new money；
马云、沈南鹏创业的启动资金，则是来自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在含金量上，不亚于年广久的第一桶金，因为它具有了增值效应；它不叫钱，叫创业资本；
金山的第一笔融资，来自联想；雷军在电商领域的第一次试水——卓越网，投资方同样是联想。八十年代种下的种子，已经开始培育新的种子。
雷军早期的天使投资项目，比如YY、凡客、拉卡拉等，这些钱几乎都是通过把卓越卖给亚马逊所得。在真格基金成立之前，徐小平已经用自己的钱投了80多家公司，这些钱，也全部是来自新东方上市的红利。
从1997年到2001年，这四年很像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后来中国互联网的第二梯队成员，诸如王小川、傅盛、王兴、陈欧、程维、张一鸣等人，都在中国新经济的萌发之际陆续进入大学，他们是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团派”。
这些人都与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有过交集。王小川没毕业就进了搜狐；傅盛北漂的第一站是360；程维创业之前一直在阿里工作；陈欧把第一家公司卖给了腾讯；张一鸣大学毕业后曾一度进入微软工作；王兴虽然没在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工作过，但他却被第一代互联网公司多次绞杀过，斗争经验极为丰富……
不管怎么说，没有第一代互联网公司打下的行业基础，就不可能有后面这么多年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故事——这是先富和后富的故事。
到2007年，以阿里巴巴网络和金山软件在香港上市为止，中国知名科技公司都完成了资本运作的闭环，其他诸如携程、盛大、新东方等公司也在此之前先后登陆资本市场。这意味着什么呢？财富新贵。
很多年前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一直视期权为白纸的屌丝程序员，在公司上市当天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喝了一瓶啤酒之后怒砸面前的电视机，只为了确认那种一夜暴富的真实感。
去年湖畔大学被黑成“互联网时代的东林党”，柳传志第一个站出来为马云鸣不平。有人说，没有马云就没有阿里巴巴，没有阿里巴巴就没有中国电商。这话略夸张，但只要看看阿里系给中国互联网贡献了多少天使投资人、多少独角兽公司，就会明白财富新贵的不断涌现对中国整个社会是好事。交班，本来就是互联网的题中之义。
新东方三驾马车：两个海归+一个土鳖
徐小平（新东方）、曾李青（腾讯）、雷军（金山）、王刚（阿里），几乎都经历了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财富创造过程，在实现先富之后，他们把经验和财富投注到了中国新一代创业者身上。几十年前邓公倡导的“先富帮后富”的理念，竟然在互联网时代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都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社会阶层在不断固化，其实正是有了互联网这种“传帮带”的造富机制，才让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没那么窄、那么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另外一种意义的“精准扶贫”。
1984年国庆大阅兵，当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还在北大校团委当老师的徐小平立即组织学生连夜撰写长篇通讯，深情讲述这四个字背后的故事，并刊载到转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
《回忆总想哭》
那一年张一鸣和程维刚刚1岁，王兴也只有5岁。对于这三个生长在武夷山脉的孩子来说，吃鸡就是吃鸡，下蛋就是下蛋，谁TMD知道TMD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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